班固
班固(32—92)字孟坚,扶风安陵(今陕西咸阳东北)人,东汉史学家、文学家。“自幼聪敏”,“九岁能属文,诵诗赋”;后进入洛阳太学,博览群书,穷究九流百家之言。明帝时,曾任兰台令史,与陈宗、尹敏、孟异共同撰成《世祖本纪》,升迁为郎,负责校定秘书。由于章帝喜好儒术文学,赏识班固的才能,因此多次召他入宫廷侍读。在父亲的影响下研究史学。居丧在家时,着手整理父亲的《史记后传》,并开始撰写《汉书》。东汉明帝水平年间,有人告其私改作国史,被捕入狱。其弟班超奔走上书,其书稿才得以送到京师。明帝阅后,很赏识班固的才学,召为兰台令史。后又迁为郎,典校秘书。至汉章帝建初七年成《汉书》,开创了“包举一代”的断代史体例,为后世“正史”之楷模。班固擅长作赋,撰有《两都赋》、《幽通赋》等。

洛阳求学


班固出身儒学世家,自幼接受父伯教育和熏陶,九岁便能文诵赋。班固的父亲班彪当时已是远近闻名的学者,好多人都前来拜他为师或与他探讨学问,受父亲朋友辈学者的影响,班固开阔了眼界,学业大有长进。班彪晚年潜心续写《史记》,受父亲影响,班固也开始留意汉事。建武二十年(公元44年),王充到京城洛阳游学,拜访班彪,对班固的才能和志向欣赏备至,认为班固将来必定能完成撰著汉代历史的重任。


随着年龄的增长,班固开始不满足于儒学世家的家庭教育。为了进一步深造,班固于十六岁时进入洛阳太学学习,在这里,他用功苦学,贯通各种经书典籍,不论儒家或其他百家学说,都能深入钻研,同时注重见识,并不拘守一师之说,不停留在字音字义、枝枝节节的注解上,而是要求贯通经籍的大义。这是他日后能够成长为一代良史的极重要条件。在这里,班固结识了崔胭、李育、傅毅等一批同学。由于班固性格宽容随和,平易近人,不因为自己才能出众而骄傲,所以得到了同学及士林的交口称赞。到班彪死时,班固虽然年仅二十三岁,但已具备颇高的文化修养和著述能力。

举贤求仕


建武三十年(公元54年),班彪逝世,由于父亲去世后生计困难,班固只好从京城洛阳迁回扶风安陵老家居住。从京城官宦之家一下子降到乡里平民的地位,这对上进心很强的班固是一沉重打击。但他毫不气馁,立志继承父亲未尽之业的决心并没有改变。班固认为,父亲已经撰成《史记后传》的部分,内容还不够详备,布局也尚待改进;没有撰成的部分,需要重新续写。于是他在父亲已成《史记后传》的基础上,利用家藏的丰富图书,正式开始了撰写《汉书》的生涯,同时积极寻求出仕的机会。


永平元年(公元58年),汉明帝任命东平王刘苍为骠骑将军,准许他选用辅助官员四十人,班固认为这是一个出仕的好机会,为了积极举荐人才,也为了显示自己的见识和才能,上了一篇奏记(《奏记东平王苍》[1])。班固的自荐没有获得成功,但他举荐人才的建议,却大部分被刘苍所采纳。

私修国史


永平五年(公元62年),正当班固全力以赴地撰写《汉书》的时候,有人向朝廷上书告发班固“私修国史”,汉明帝下诏扶风郡收捕,班固被关进京兆监狱,书稿也被官府查抄。“私修国史”罪名很大,同郡人苏朗曾被人告发伪造图谶,被捕入狱后,很快就被处死。面对这种严峻形势,班家上下十分紧张,害怕班固凶多吉少。班固的弟弟班超担心班固被郡署考逼,无法表白,便骑上快马赶赴京城洛阳,打算上书汉明帝,替班固申冤。


班超策马穿华阴、过潼关,赶到京城洛阳上疏为班固申冤,引起汉明帝对这一案件的重视,特旨召见班超核实情况。班超将父兄两代人几十年修史的辛劳以及宣扬“汉德”的意向全部告诉了汉明帝,扶风郡守也将查抄的书稿送至京师。明帝读了书稿,对班固的才华感到惊异,称赞他所写的书稿确是一部奇作,下令立即释放,并召进京都洛阳皇家校书部,拜为兰台令史,掌管和校定皇家图书。


受诏修史


班固被拜为“兰台令史”,受任与前睢阳县令陈宗、长陵县令尹敏、司隶从事

孟异等人,共同编撰东汉光武帝的事迹《世祖本纪》。班固与陈宗等同心协力,很快就完成了《世祖本纪》的修撰,得到了明帝的赞扬。由于班固在编撰《世祖本纪》过程中的出色努力,又被晋升为“郎”官(校书郎),负责整理校雠皇家图书。


班固继续修撰光武帝一朝的史事,又撰成东汉功臣、平林、新市起义军和公孙述的事迹,共成列传、载记二十八篇,这样,光武帝一朝的记载大体齐备(即后世《东观汉记》的光武帝部分。《东观汉纪》是东汉皇朝的当代史,自明帝以后,章帝、安帝、桓帝、灵帝、献帝历朝都有续修,班固则是在它的创始时期作出了重要贡献,开了一个好头。)


班固到京师后,弟班超与母亲也随至洛阳,因家境贫寒,班超靠替官府抄写文书来维持生计。班固被汉明帝任命为郎官之后,官阶虽低,但与明帝见面的机会增多了,加以班固文才显露,逐渐得到汉明帝的宠爱。后来,明帝问及为救班固冒险上疏的班超,班固据实以告,明帝非常欣赏班超的勇气和辩才,觉得他未得任用实在可惜,便授班超为“兰台令史”。这期间,班固的职务虽低,却使班固得到较为安定的生活,更为重要的是,使他有条件接触并利用皇家丰富的藏书,这就为他日后完成《汉书》提供了重要条件。


班固在撰写光武一朝君臣事迹期问,显露出卓越的才华,得到汉明帝的赏识。汉明帝鉴于班固具有独力修撰汉史的宏愿,也希望通过班固进一步宣扬“汉德”,特下诏,让他继续完成所著史书。班固从私撰《汉书》到受诏修史,是一个重大转折,对于《汉书》的完成是一个有力的推动。从此,班固不仅有了比较稳定的生活,有皇家图书可资利用,而且有了明帝的这一旨意,使他著史的合法性得到确认,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。由于具备了这些条件,班固开始全身一地投撰史的事业之中,撰史进度大大加快。



赋颂东都


东汉政权建立后,定都洛阳,至明帝时,疏浚护城河、修缮城墙,以重整皇宫。可是,关中上了年纪的士绅们仍怀恋西汉建都长安的热闹场面,认为东汉建都洛阳是错误的,希望朝廷迁回长安。班固认为洛阳更加适宜,不想迁都议论扰乱人心,于是作《两都赋》,盛赞东都洛阳规模建制之美,并从礼法的角度,歌颂光武帝迁都洛阳、中兴汉室的功绩,宣扬洛阳建都的适宜性,以驳斥关中人士不切时宜的议论,澄清人们的模糊认识。[2]

史论秦亡


永平十七年(74年),汉明帝召集班固、贾逵、郗萌等人到皇宫云龙门,讨论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中司马迁赞语有无不当之处,班固当庭指出一处错误,出宫后,班固为进一步说明自己对秦亡的认识,作史论《秦纪论》,揭示秦朝历史走向灭亡的必然性。

坚定志向


永平十八年(75年),汉明帝驾崩,其子刘炟即位,是为汉章帝。汉章帝对经学文章同样怀有很大兴趣,因此班固更加受到器重,常常被照进皇宫,与皇帝一起读书。章帝每次外出巡守,总让班固随行,献上诗词歌赋助兴。朝廷有大事,也让班固列席,参与公卿大臣的讨论。


班固虽然以知识渊博得到章帝重视,但念及父子两代才华横溢,却不能名显于世,自己年届四十,仍不得升迁,他想起东方朔、扬雄曾在文章中抱怨没能赶上苏秦、张仪的时代,便提笔写成《答宾戏》一文。文章以问答的形式,抒发了自己的苦闷和感慨,又从从正面反驳自己不该有的想法和抑郁,鼓励自己坚定志向,按照既定目标奋斗不息。全文构思巧妙,格调高雅,说理深刻诚恳。


章帝读到后,更加赞赏班固的才华,也醒悟到班固长久居下位不太合理,便提拔他为玄武司马。


班固又在司马相如《封禅》、扬雄《美新》的基础上,作《典引》,述叙汉德。在文中,班固系统性地评价了“两司马”(司马相如、司马迁),该文主要以四句为主,形成后来四六句的雏形。[4][5]

白虎通义


建初四年(79年)十一月,议郎杨终指出,当时由于经学流派的繁衍,解经歧异很大,影响经学的传播和发展,建议应该像西汉宣帝召集石渠阁会议那样,召集有权威的学者来讲论五经,裁定经义。


章帝采纳了这个建议,下诏诸儒大会白虎观,讲论五经异同,以促进儒家思想与谶纬神学紧密结合,会议历时一个多月才结束。班固以史官身份出席会议,并兼记录。会后他按章帝的旨意,将会议记录整理成《白虎通德论》(《白虎通义》)集当时经学之大成,使谶纬神学理论化、法典化。


终成汉书


汉章帝建初七年(82年),班固基本上完成了《汉书》的撰著,自永平元年(58年)开始,共计历时二十五年,实现了父子两代人的心愿。全书记述从汉高祖开始,到孝平王莽被杀,十二代帝王,二百三十年间的事迹,包括《春秋》考纪、表、志、传共一百篇。《汉书》颁出后,受到当朝重视,学者们争相诵读。


北征匈奴


班固修《汉书》,旷日持久,虽然得到了皇帝和部分士人的赏识,然而也不过是做了个兰台令史、校书郎、玄武司马之类的小官。因此,班固也在等待时机,以求建功立业。北单于派遣使者来朝纳贡,意欲和亲,章帝讯问众官。班固分析两汉时局,建议通使匈奴,以宣扬汉德(即《匈奴和亲议》)。


章和二年 (88年),章帝卒,汉和帝即位,年仅十岁,窦太后临朝,起用窦宪为侍中,掌控大权。窦宪专横跋扈,无视朝廷法律。后因刺杀齐殇王的儿子刘畅,事发被捕入狱,窦宪请求率军北征匈奴以赎死罪。当时匈奴分南北两部,南匈奴亲汉,北匈奴反汉。正好南匈奴请求汉朝出兵讨伐北匈奴。朝廷便任命窦宪为车骑将军,以执金吾耿秉为副,发北军五校﹑黎阳﹑雍营﹑缘边十二郡骑士,及羌胡兵出塞。


永元元年(89年),班固年届五十八岁,因遭母丧,辞官守孝在家。班氏家族向来有与边疆事务打交道的经验,于是,班固也想通过边境立功,获取功名,以便施展才能。班固得知窦宪被任命为将军,率大军攻伐匈奴的消息,便决定投附窦宪,随大军北攻匈奴,被窦宪任为中护军,参与军中谋议。


燕然勒石


窦宪与耿秉各率四千骑、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率万骑从朔方鸡鹿塞(今内蒙古磴口县西北哈萨格峡谷口)出兵;南单于屯屠河率领万余骑从满夷谷(今内蒙古固阳县)出兵;度辽将军邓鸿和边境地区归附朝廷的羌胡八千骑、左贤王安国万骑从翩阳塞(固阳县境)出兵。三路大军在涿邪山(阿尔泰山东脉)会师。


窦宪命副校尉阎盘、司马耿夔等率精兵一万多,与北单于在稽落山作战,大破敌军。敌众溃散,单于逃走。窦宪整军追击,直到私渠比鞮海(乌布苏诺尔湖)。此役,共斩杀名王以下将士一万三千多人,俘获马、牛、羊、驼百余万头,来降者八十一部,前后二十多万人。窦宪、耿秉遂登燕然山(今蒙古境内杭爱山),去塞三千余里,刻石勒功,纪汉威德,令中护军班固作铭。班固作《封燕然山铭》,其辞曰:“铄王师兮征荒裔,剿凶虐兮截海外,夐其邈兮亘地界,封神丘兮建隆嵑,熙帝载兮振万世”,然后班师。班窦两家本有世交之谊,班固入窦宪幕府后,主持笔墨之事,与窦宪关系更为亲密,便撰写《窦将军北征颂》,对窦宪北征匈奴大加歌颂。


永元二年(公元90年),北匈奴单于派亲王向窦宪通报,请求向汉称臣,并想入京朝见。窦宪上表请示后,派班固、梁讽带领数百人出居延塞(今内蒙额济纳旗)迎接。这时,南单于上书汉廷,建议乘机消灭北单于,然后南北匈奴合并归汉。汉廷同意,于是,南单于大败北单于,北单于受重伤逃走。班固等人走到私渠海,转头返回。窦宪认为北单于势力微弱,想乘机将其彻底消灭,次年,窦宪率军精兵出击,出塞五千里,进攻金微山,大破北匈奴主力,斩首五千余级,俘虏北单于皇太后,北单于遁逃,不知去向,其国遂亡。


含冤被害


班固从窦宪北征匈奴以后,进入窦宪幕府。此时的窦宪,因为平定匈奴有功,威名大盛,心腹众多,官员进退都由他一人决定,朝臣震慑,望风希旨。尚书仆射郑寿、乐恢由于招致他的不满,被迫相继自杀。


永元四年(公元92年),窦宪密谋叛乱,事发被革职,回到封地后被迫自杀。班固与窦宪关系密切,因而受到株连,也被免职。洛阳令种兢对班固积有宿怨,窦宪案发后,种兢借机罗织罪名,大加陷害。班固被捕入狱,同年死于狱中,年六十一岁。


和帝得知班固已死,下诏谴责种兢公报私仇的恶劣做法,并将害死班固的狱吏处死抵罪。


主要成就

汉书


主词条:《汉书》


《汉书》是继《史记》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的史书,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的

新体例,与《史记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并称为“前四史”。 全书记述了上起汉高祖元年(公元前206年),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(公元23年),共230年的史事。《汉书》在构书体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,规矩法度清晰、体例整齐合理,更易使人效法,开启了官方修史的端绪。


《汉书》也是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,它是继《史记》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,通过叙述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事迹,全面地展现了西汉盛世的繁荣景象和时代精神风貌,在叙事写人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。艺术特色上,《汉书》重视规矩绳墨,行文谨严有法,在平铺直叙过程中寓含褒贬、预示吉凶,分寸掌握得非常准确,形成了和《史记》迥然有别的风格。[6]


地理学


在正史中专列《地理志》是从班固的《汉书·地理志》开始的,班固的地理观及其《汉书·地理志》模式被后世的正史地理志、全国总志、地方志仿效,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同时班固也完成了首例沿革地理著作,对后世沿革地理学的蓬勃发展起了促进作用。此外,《汉书》还记载了当时大量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资料,尤其集中在其中的《地理志》以及《沟洫志》和《西域列传》等篇目中,是研究汉代地理的珍贵材料。


目录学
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考证了各学术别派的源流,著录了西汉时国家所收藏的各类书籍,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图书目录,在中国学术史上有极高的价值。它继承了《七略》六分法的分类体系,开创了史志目录这一体列,后世修史,必设“艺文”、“经籍”类,对我国古典目录学的发展有重要贡献。


文学


赋作


除《汉书》外,班固还是一个出色的赋作家,他的创作活动主要表现在身体力行地提倡散体大赋上,其代表作《两都赋》, 是以都洛、都雍(即长安)为题材的作品中规模宏大、别具特色、成就突出、 影响最大的一篇,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,直接影响了张衡《二京赋》以及左思《三都赋》的创作,被萧统《文选》列为第一篇。


在表现手法上,以往的散体大赋,都遵从“劝百讽一”的表现原则,《两都赋》一改传统表现方法中劝与讽篇幅相差悬殊的结构模式,其下篇《东都赋》通篇是讽喻、诱导,表现出较为进步的京都观。这是对赋的艺术表现和篇 章结构关系的重大突破,也推动了汉代文学思想的发展。此外,班固为窦宪出征匈奴纪功而作的《封燕然山铭》,典重华美,历来传诵,并成为常用的典故。


诗歌


班固是东汉较早创作五、七言诗的文人,他对这两种新兴诗体持认同态度, 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。班固很大程度上是以史学家的笔法写五、七言诗,都以叙事为主,写得质实朴素。其五言诗《咏史》,虽“质木无文”,却是现存最早完整的文人五言诗,也是诗歌史上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咏史诗,开启“咏史”这一诗题。


论小说


班固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,把小说家列于诸子略十家的最后,诸子略共4324篇,小说就占了1380篇,是篇数最多的一家,这是小说见于史家著录的开始。班固认为“小说本是街谈巷语,由小说家采集记录,成为一家之言”,明确地指出小说起自民间传说,这是史家和目录学家对小说所作的具有权威性的解释和评价,规范和影响着后世对小说的认知和写作,两千年来发挥着难以估量的功能价值。